在异地，我在电脑前，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眼眶深陷，由于年纪变大，眼皮双得更厉害了。

我同学当然也全不在身边，他们，有的现在在阿克苏，有的在山西，有的经历了婚姻的突变，识破了人性，统统不再抱希望。

但我相信，他们同我一样，仍然充满了爱，也许这样的爱一般人无法理解。

也许要等到很漫长的时间，也许等不到那一天，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我们活得那么认真，保留了做人做文最基本的底线。

我曾经做过很多梦，做得最多的就是，自己有一天会开着自己的车，与自己喜爱的人一起出门远行。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天真又浪漫的想法，其推理在于省略掉其间所有的现实。

那一首很怪的歌，叫，我骑着白马走西凉，我爱得不保留……那王宝钗与薛平贵的故事，那王宝钗无论怎么弃明投暗，英勇无敌，怎敌得过时间？

结局都是统统不抱希望。

所以，不如把每一天都当成是出门远行，我们活着来到这个世上，就没打算活着回去，这是网上流行语哩。

照例每天都是那些破事，把它当成荒诞剧其实挺不错的。比如，喝下一杯酒，趁人不备时换上一杯水，大家都要活不是，装作没看见，就当它是一杯美酒喝下去，并且还要装出醉得不能下饮的样子。大家都在装，也不必去计较。

夜深的时候，我仍然想着有一天开车远行，也是这个理由，第二天爬起来继续工作。

很久没写这么多字了，大概是今天多喝了一杯酒，心里高兴。不高兴的时候越来越少，我没时间不高兴，不工作的时候，我拿着手机在看小说，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当公务员，虽然跪在地上生活，却可以没有焦虑的苟且偷生。

说实在话，除了写东西，还真没有适合我干的职业，所以，我不得不称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

其实，我还想种地，卖花、当渔民，我不想当商人、公务员，教师，但是前者无法实现我去开车去远方的理想，后者我又做不来，所以，我就只能卖文了。

明天，我会拍更多的照片，自娱自乐，想办法让自己不忧伤，再说，又有什么好忧伤的？！

    日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作家余秋雨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引起公众广泛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即是余秋雨是否配得上“大师”的称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所谓“大师”，本无标准，这种毫无标准的称号，也就毫无价值。有关当局的动机，无非是想表明自己治下的城市很有一些文化，以抵消外界对这座城市“文化沙漠化”的批评。这座巨大的经济都城的行事原则，永远是根据“市场规律”，即使是文化部门的官半夜凉初透员，看上去也像徘徊于证券交易所门口的“黄牛”，他们的眼睛总是瞟向市场行情公告牌。公正地说，这并非他们势利，而是因为对于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指数的指导，他们就会丧失对任何事物的价值尺度，从而迷失方向。鉴于余秋雨在文化上的“市场大腕”地位，文化部门只需改一个字，就很方便地打造一位“文化大师”。

    众所周知，余秋雨首先是以“散文家”的称号闻名于世的。余的散文是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文体的样板。在余的散文风行之前，中学作文样板是杨朔的散文。杨朔散文的文化使命即是为一个时代涂脂抹粉。把那个时代的好的或坏的的一面，一律涂上抒情的油彩，并形成了一种格式。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用不着动脑筋，也无须亲历的经验和真情实感，只需要根据一种触景生情的格式，貌似情绪激昂却又充满虚假、空洞的俗套，即可完成作文。这一类范文，严重败坏了青少年的美学趣味，扭曲了精神价值。余的散文是对杨的散文的升级版，表达方式上和美学趣味上，是一脉相承的。余秋雨弱化了杨朔散文过分那种的政治色彩，换上了历史文化的添加剂。比起杨朔散文赤裸裸的高亢讴歌的聒噪不同，余的散文有一点羞羞答答，仿佛总是在嘀嘀咕咕，并且多了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甜腻、油光和矫揉造作。在文体上，余文则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之最恶俗和浮夸的一面。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依然没有太大变化，近十年如一日地庸俗、机械和低级趣味。另一类迷恋余的散文的是公务员系统，这些人的人文教育和美学教育基本上停留在中学阶段，他们很少阅读，或者说，只是在需要附庸风雅的时候，才会去找一些方便理解而又有一些修辞特点的读物，余的散文正式这样一种。至于迷恋余散文的海外华人，则是他们可以通过余的散文中有关故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的内容，聊以满足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想象。于是，余的散文成了针对官半夜凉初透员的文化美容、中学生的文化洗东篱把酒黄昏后脑、海外华人的文化统莫道不消魂战的最好选择。

    余文擅长将上海滩小市民文化中的家长里短、交头接耳的作风加以发扬，历史文化在他的笔下，被处理成像弄堂街坊里嘁嘁喳喳的闲言碎语。以一种欲言又止的故作深沉，与某种权力勾勾搭搭，暗送秋波。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通过他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的权力发出迷人的媚笑。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余文赢得了市场。直至今年，他终于掩饰不住内心强烈的欲望，抛头露面，对四川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灾民含泪申饬，显出了“石一歌”的本相，提醒我们，这位抹着“文化口红”的文化弄臣曾经还是“文化打手”。

    余秋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化弄臣的在不同时代的遭遇问题。余秋雨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个案，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文化弄臣所表演的一幕幕活报剧。余秋雨代表了中国文人在现实世界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品格。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余的言行体现了极权时代的文人不断寻求安全归宿的内在诉求。今天，所谓“大师工作室”，无非是一幢用“上海模式”建造起来的超级“安全屋”而已，而在文化本质上，跟小市民的石库门里弄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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